上海KT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與小沙與2015年簽訂了一份勞動合同及補充協議，其中約定2015年小沙的月工資為13000元，后變更為每月15000元，公司已按約定足額支付小沙2016年1月前的工資。2016年1月起小沙擅自至其他公司上班，未向上海KT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勞動，故上海KT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不同意支付小沙2016年1月后的工資。小沙卻辯稱，上海KT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與小沙約定小沙的年薪不低于36萬元(稅后，不含績效)。經小沙向上海KT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多次催討，未果。小沙提出訴訟請求，要求上海KT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支付2015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間的工資差額300000元等。

庭審中，雙方圍繞訴訟請求提供了證據，并就小沙真實的工資水平進行了舉證：上海KT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如下證據：（1）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勞動合同及補充協議，證明雙方簽訂書面勞動合同；（2）2014年12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間小沙月工資為13000元；2016年1月1日簽訂的勞動合同及補充協議，證明2016年1月1日始小沙月工資為15000元，證明小沙的工資收入水平。而小沙則向法院提供了如下證據：（1）2016年6月29日至7月14日上海KT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薪酬專員小嚴與小沙的微信聊天記錄，證明其年薪不低于36萬元；（2）安徽DH金融服務外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老牛與小沙的微信聊天記錄，證明小沙2014年年薪50萬元，2015年年薪36萬元。在這個勞動爭議中，雙方就勞動者勞動報酬水平進行了舉證，雙方就同一事實的相關證據，“微信”證據是否具有更強的證明力呢？筆者就本文來淺析這類微信證據的法律問題。

一、微信記錄等電子證據可以在勞動爭議中運用。

在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<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>的解釋》（法釋〔2015〕5號）第一百一十六條第二款中明確：“電子數據是指通過電子郵件、電子數據交換、網上聊天記錄、博客、微博客、手機短信、電子簽名、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儲在電子介質中的信息。存儲在電子介質中的錄音資料和影像資料，適用電子數據的規定。”這也就意味著，類如“網上聊天記錄、博客、微博客”等自媒體證據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電子數據證據，其法律地位得到了明確。此類證據能夠作為電子數據證據的一種新形式，在司法實踐中被運用。同時，此類“自媒體”證據也有著一般電子數據證據的一些特殊性。民事證據的“真實性、關聯性、合法性”是其證明效力的根本屬性，在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》（法釋〔2001〕33號）的第五十條也早已明確：“質證時，當事人應當圍繞證據的真實性、關聯性、合法性，針對證據證明力有無以及證明力大小進行質疑、說明與辯駁。”因此，法律規定一切證據材料必須經過查證屬實，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，微信證據亦是如此。

二、微信記錄等電子證據有著更高的“真實性”要求。

由于“自媒體”證據真實性的舉證，不同于傳統證據，也往往成為了舉證的難點。在本文前述案例中，最后法院認定，小沙提供的證據系微信聊天記錄，因登錄、使用微信平臺不實行實名登記，故在上海KT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對該二份微信聊天記錄的證據的真實性未予認可、小沙又不能提供其他證據予以佐證的情形下，法院最終采信上海KT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質證意見，對小沙提供的證據的真實性和關聯性不予確認。我們可以發現“自媒體”證據，屬于一種電子數據證據，有著非常特殊的“真實性”要求。在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國家公安部于2016年發布的《關于電子數據收集提取判斷的規定》（以下簡稱“《規定》”）特別對此類電子數據證據的效力提供了指導性的意見。對此，筆者對于微信等電子證據在勞動爭議案件中的對“真實性”證明，向用人單位在勞動管理和勞動爭議處理時，提出幾點操作意見，供廣大讀者朋友們參考。

1、微信等證據需鎖定使用主體《規定》第二十五條指出：“認定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網絡身份與現實身份的同一性，可以通過核查相關IP地址、網絡活動記錄、上網終端歸屬、相關證人證言以及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等進行綜合判斷。”我們可以明確，審查“自媒體證據”中網絡身份與現實身份同一性有上述五個方面。

2、微信等證據需鎖定原始載體或補強證明效力《規定》第二十二條指出：“對電子數據是否真實，應當著重審查以下內容：(一)是否移送原始存儲介質;在原始存儲介質無法封存、不便移動時，有無說明原因，并注明收集、提取過程及原始存儲介質的存放地點或者電子數據的來源等情況;(二)電子數據是否具有數字簽名、數字證書等特殊標識;(三)電子數據的收集、提取過程是否可以重現;(四)電子數據如有增加、刪除、修改等情形的，是否附有說明;(五)電子數據的完整性是否可以保證。”

上一信息：嚴格規范民商事案件延長審限和延期開庭問題的規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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